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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0章 预备立宪（第1页）

第一百六十章预备立宪

冬去春来。

刘继业与青子重归于好，两人重新达成默契。刘继业努力放下了手中的活儿，将时间都花在陪伴家人中；不是在家照顾女儿，就是带着青子上街或者出城玩耍、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夫妻俩的关系也慢慢重新回到了当初在日本时同居的样子。

随着时间在欢乐中悄然流逝，距离正月初一的日子也愈发接近了。

自从刘继业穿越后，1902年、1903年和1904年这三年的春节是在日本度过的、1905年则是在满洲战场上。1906年虽然在家，但当时忙于成立第三十四标的事务，也就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两天在家，其余时间都留在军队中。

真正参与到过年的准备和张罗中，自穿越以来还是第一次。

就在刘家上下开始张灯结彩准备过年的时候，朝廷那边又再次传来了‘利好’的消息。

清廷正式宣告开始筹备设立城镇乡以至厅州县各级自治研究所，筹设咨议局，定于1909年完成。按照宣告，各省咨议局职能由初议的仅有向督抚提供意见、参与立法、评断下级自治会纠纷、接受民间请愿而将在未来逐步提升至有权质询督抚之施政，及议请更正；督抚如无异议必须施行咨议局议案、以及议员有言论免责权。

如此咨议局待完成之时便将成为如西方地方议会一样的存在，其选举主要由士绅参与，由选民选出选举人再选出议员，而选举权及被选权有财产、学历、资望出身及年龄等限制，有利士绅力量之集结。

地方自治一直被作为新政和立宪运动的核心部分；早在1906年袁世凯就已于天津成立地方的“自治研究所”及天津县议事会。而经过1907年时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后，各地立宪公会纷纷建立，呼喊地方自治的浪潮一波盖过一波。

因此清廷的这一举动可谓顺应了大部分士绅的诉求，得到了全国大部分人的认同。当然，革命党会将之视作清廷的又一迷惑性动作，是伪善的虚伪举动，但是却并不妨碍全国各地士绅们摩拳擦掌地想在即将成立的咨议局里大展身手。

不过在此之前，清廷已经颁布施行了一系列的新政措施；其中包括削减各省督抚的财权和军权将之收归中央、并设立民政部统领全国巡警道。此外，新近成立的度支部也在1907年的时候颁布《清理财政明定办法六项》，负责统一各中央地方衙门收支、统筹外债借还、考核各省银号，以及规定对各省越时造报财政之惩处，此外度支部已确立将制定全国预算。

这些举动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西方新式教育的兴起，以及慈禧太后亲自颁布的《预备立宪大纲》，让清廷的改革似乎从表面看充满了诚意和坚定，许多人已对中国的立宪运动表示乐观，甚至断定未来十年清廷所承诺的立宪定能实现。

持相似观点的，不光是国人，还包括大量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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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老朋友！”

地点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的大清国外务部部堂一座很西式风格的会议室里，身着正服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一边除去礼帽，一边伸出了手，用带着爱尔兰口音的官话问候着。

问候的对象，穿着满清一品大员朝服的袁世凯脸上堆满了微笑，非常熟练地与朱尔典握手，然后请入座位。

朱尔典与袁世凯面对面在圆形议事桌前坐下，在朱尔典身旁，一个四十余岁的男子，正是曾参加彰德秋操的英国记者莫理循。他跟在二人后面，脸上挂着开朗的微笑，等候朱尔典为他介绍。

“一年时间没有来这里，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啊！”朱尔典打量着房间的布置和环境，看到如此西式的装修，知道是眼前老友的功劳，不由得笑着赞赏道。

朱尔典对自己所来的衙门并不陌生。在1901年改制为外务部之前，这座东堂子胡同一直是大清总理衙门的所在。同样的，他对眼前的袁世凯更为熟悉；二人早在朱尔典1888年担任北京公使馆馆员的时候就认识、而到后来朱尔典由于工作出色被派往朝鲜担任汉城领事后，与同驻朝廷的袁世凯的关系就愈发密切起来。

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时日本曾试图暗杀袁世凯，当时便是朱尔典出手援助，运用关系用英国的兵船将袁世凯从朝鲜护送回国。1898年朱尔典升为英国驻华代理公使后，他与袁世凯的私交便已发展到了彼此都视对方为密友的层面。

“公使不介绍一下这位绅士吗？”袁世凯温和地看向莫理循。

朱尔典笑了笑，将手侧指向身旁开口介绍道：“这位是泰晤士报的记者莫理循……莫理循，在你眼前的这位大人便是大清**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大人！袁大人与我是旧交情，也是一个对大英帝国非常友好的官员。”

莫理循大大方方地倾身向前，朝袁世凯一边伸手，一边用感叹的语气说道：“一直听说大人您的大名；远东这块土地能有今天焕发一新的局势、中国越来越接近民主和富强，都是因为大人您的功绩啊！！”

“莫先生过奖了！这都是太皇太后的圣明和朝廷上下同僚的努力，些许成绩还不足道哉。”袁世凯自然不敢据功己有，笑着摇了摇手。

莫理循对袁世凯所表达的善意并非单例，它背后代表的是大量西方人对清廷在态度上的转变；西方人眼中义和团期间那陈旧、落后、愚昧、散发着腐臭气息的中国形象在和约后的几年时间里并未得到改善，在华的西方人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商人都对慈禧太后和清廷充满了不信任感。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1905年。随着清廷受日俄战争的刺激而开始认真执行立宪、随着新政各项措施的展开，传教士对清政府的努力也表示认可和同情。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令废除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科举制，这一举措深得传教士的赞许。有些人甚至认为废科举的时间1905年9月2日将会作为“新中国”的诞生日而被记载在历史上。同在1905年，抗议美国排华法案的抵制美货运动爆发。传教士多认为这一运动是中国新生活的征兆，意味着中国的觉醒。

一个传教士传回国内的篇文章中概括了当时中国的新形势：“整个中国渴望改变；科举制成为过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政府也开始懂得其存在不是为了统治者的私利；爱国的精神正在产生，抵制美货运动是最初的表现；对宪法和重组军队的要求已经得到回应；禁止缠足、女子教育、新建筑风格、治外法权都是热烈讨论的问题。”这一时期，清政府另一项特别引起传教士关注的举措是禁烟。传教士长期以来致力于禁烟运动，对清政府最终颁布禁烟条例表示赞许，称之为“最惊人的改革”。

虽然对中国还有批评，但在华外国人的主流观点已转变为同情和理解，许多人都判断未来的亚洲将是中国重新崛起的时代；《巨人的觉醒》、《中国的觉醒》、《新中国的发展》等一系列对清廷和中国积极正面描述的文章和书籍纷纷涌现。

然而由于西方长期对慈禧的不信任、以及她在义和团时糟糕透顶的表现，因此如今的情况下西方人虽对中国改革改变了态度，但是在心底里却依然不愿意相信那个老巫婆般的女人会转性。这种情况下，长期作为新政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形象出现的袁世凯，便被中外各方都给予了厚望，被视作真正引领了新政和立宪的开明官员。

不过莫理循与朱尔典的到来并不单纯是为了来表扬袁世凯的政绩，而是有着其他的目的：津浦铁路。

早在1899年，为了修建在陆地上贯通南北的津浦铁路，清廷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便曾与英商汇丰银行、德商德华银行草签了《津镇铁路借款合同》，借款740万英镑，九折实付，年息5厘，期限50年，合同规定北段由德商承办，南段由英商承办。后因义和团运动爆发，合同被搁置。1902年，德国代理驻华大使照会清政府，要求议定正式合同。清政府改派袁世凯督办津镇铁路与英德两方谈判，后期谈判还加入了张之洞。

数年的谈判过程，中间还出现了不少曲折，中英德终于在1908年的1月3日由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与德华银行、华中铁路有限公司签订了《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其主要内容有：将津镇铁路改为津浦铁路，借款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30年。铁路建造及管理权归中国国家办理，中国国家选用公司认可之德国、英国总工程师各一人，两总工程师须听命于总办或其代办，所造铁路仍分南北两段。津浦铁路的建造，以山东峄县为界，分南北两段进行，分设南北两个总局，预计全长1009。5公里。

清廷委托洋行印制的共500万英镑的津浦铁路债卷将在当时世界金融中心；伦敦销售，在铁路借款合同签订了之后，身为英国公使的朱尔典很希望能够在敲定债卷上市之前，与袁世凯多一些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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