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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1页）

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敌侧击，以掩护我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通过湘江。不久，张宗逊师长率第四师赶到界首，我们就按照林彪的吩咐，在湘江南岸靠近山麓布防，并很快接敌，与桂军打了一场恶仗。这一仗一直打了两天两夜，异常激烈，我们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战斗中，第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即前去接任该团团长。不久，杜中美也牺牲。12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但我们这个师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我对师长张宗逊说，我师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指挥部队撤离了。张宗逊说没有接到命令，不能撤。我说，现在不撤，再拖延下去想撤也撤不走了，将会被敌人吃掉的。当时红军部队中，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对张宗逊说，你迅速指挥部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这样，才勉强着张宗逊把部队撤走，使第四师得以避免被歼灭的危险。界首一战，中央红军遭到的伤亡是空前的。自开始长征以来，中央红军沿途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迭遭损失，其中以通过广西境内时的损失为最大，伤亡不下两万人。而界首一战，则是在广西境内作战中损失最重大的一次。我军过了界首之后，沿山地继续西进，沿途仍不断遭到桂系军队的截击。在两渡桥战斗中，由于我军抢先占据隘口，桂军此次侧击未能得手。接着我军又在龙胜（今资源）县境之两河口，与桂军激战两天。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两河口之后，张宗逊师长仍然坚持固守在山头上，在接到上级命令之前，不许部队撤离。我再次强勉他指挥部队撤离险境，并让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带领一支部队先撤走，其余部队随后跟进。两河口战斗之后，我军翻越了几座高山，摆脱了桂敌，进入苗

族聚居地区。我爬上一座小木楼，倒头便睡着了。待到半夜，突然火起，我住的小木楼被烧着了。我惊醒后，已被大火包围，楼内浓烟呛人，什么也看不清。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摸索着下了楼，但眼镜放在楼上的桌子上面，被大火烧毁了。我军在广西境内大约共走了十来天的时间，绝大部分时间在紧张的战斗中度过。桂军的侧击战术很令人恼火，我们不得不随时提防桂敌的袭扰，以致在这十来天当中，我很少睡眠。有时抽空打个盹，就算是休息了，搞得神经非常紧张。直到进入湖南、贵州境内，才得以睡上个安稳觉。我军离开广西后，进入湖南通道县境，继而进入贵州黎平。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已折损过半。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建议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先同王稼祥交换意见，并提出需要认真考虑军事路线的是非问题，得到了王稼祥的赞同。接着，毛泽东又说服了张闻天等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这样，中央政治局于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挺进。黎平会议使中央红军避免了陷入绝境，并为后来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由于临时中央支持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ldo;左&rdo;倾冒险和蛮干，导致第五次反&ldo;围剿&rdo;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并使中央红军遭受巨大损耗。中央红军今后如何行动，这是当时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毛泽东首先提出要考虑解决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我们第四师在黎平未作停留，于1934年12月底进至瓮安县，并在瓮安县进入1935年。过元旦时，我曾千方百计地想搞一点好吃的东西，让战士们过新年稍许改善一下伙食。结果连一点豆腐也没能搞得到，当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那年过元旦时的窘迫景状，

使我后来许多年都不能忘记。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猴场召开会议，决定北渡乌江。红一、红三军团等主力红军在瓮安会合后，即着手北渡乌江的准备。红一军团在右，红三军团在左，齐头向乌江边进发。红一军团路近，首先抢渡乌江天险。待红三军团渡江时，就顺利通过。红一军团突破乌江后，直扑遵义，于1935年1月7日攻占遵义城和桐梓。红三军团则进至遵义以南以及川黔交界地区，一边休整部队，一边开展打土豪、扩军等项工作。当时大家都盼着能早日进入四川，因为感到贵州太贫穷，部队在这里难以立足和发展。1935年1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圆满地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博古以及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ldo;围剿&rdo;的总结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原则，决定立即恢复过去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保持红军的高度机动性，以便粉碎敌人的新围攻，创建新苏区，争取革命战争的新胜利。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以后，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以张闻天为总书记，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处理最紧迫的军事指挥工作和红军的作战行动。我没有参加遵义会议，是会后听的传达。我对在最危急的关头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心中非常高兴！感到中央红军又有了希望，长期以来紧缩的心情开始松弛了下来。可是，我对这次会议只谈军事路线而不谈政治路线问题不能理解，尤其是对没有明确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深感不安。直到后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分离，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我才认识到。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把问题处理得非常得体，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政治远见。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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