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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第1页）

同盟会是一种秘密结社，国民党是一种公开的政党，中华革命党和新国民党都是政党而带着秘密结社的办法的。在一个公开的政党里，党员为政见上的结合，合则留，不合则散，本是常事；在变态的社会里，政治不曾上轨道，政见上的冲突也许酿成武装的革命，这也是意中的事。但此次孙陈的冲突却不如此简单。孙文鉴于国民党的失败，仍旧想恢复秘密结社的法子来组政党。因为陈炯明是新国民党的党员，不曾脱党，而攻击党魁，故用秘密结社的道德标准看起来，陈炯明自然是叛党的罪人了。陈氏至今不敢发一个负责任的宣言，大概也是为了这个原故。我们旁观的人只看见一个实力派与一个实力派决裂了，故认作一种革命的行动，而在孙氏一派人的眼里，只见得一个宣过誓的党员攻击他应该服从的党魁，故抬出&ldo;叛逆&rdo;、&ldo;叛弑&rdo;等等旧名词来打他。这是我们现在的观察。但我们再进一步，提出一个疑问：秘密结社的仪式究竟是否适宜于大规模的政党？秘密结社用来维系党员的法子在现代的社会里是否可以持久？这一个&ldo;制度&rdo;的问题似乎也有讨论的价值罢。

胡适在这里其实已经对两类不同的政党做出了区分。一类是现代民主政党，在这种政党里，党员在政见上&ldo;合则留，不合则散，本是常事&rdo;；一类是&ldo;秘密结社&rdo;式的&ldo;政党&rdo;，是江湖帮会式的&ldo;政党&rdo;，在这种&ldo;政党&rdo;里，党员不可反对&ldo;党魁&rdo;，不可&ldo;叛党&rdo;，否则就是&ldo;悖主&rdo;、就是&ldo;犯上&rdo;、就是&ldo;叛逆&rdo;。

胡适对国民党的这种&ldo;骂&rdo;，应该说是相当尖锐的，这等于是在掘祖坟。在严厉地批评国民党，在与国民党发生尖锐冲突这一点上，胡适其实比鲁迅早得多。既然国民党根基很坏，那在南京政府成立、国民党掌握统治大权后，胡适与它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南京政府1927年成立，1929年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掀起了一场批判国民党的&ldo;人权运动&rdo;。在某种意义上，胡适1929年对国民党的批判，是1922年对国民党批判的继续。当然，1929年的批判，声势要浩大得多，批判的面也广得多。

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5）

然而，胡适即便如鲁迅一样对国民党政权满怀痛恨和敌视，他也不会如鲁迅一样盼望这个政权尽快&ldo;灭亡&rdo;，更不会认同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它。这里就显出&ldo;政治怀疑主义&rdo;与&ldo;政治工具主义&rdo;的区别。在胡适看来，国民党政权虽是一件并不理想的&ldo;工具&rdo;，但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若以暴力的手段摧毁这件&ldo;工具&rdo;，取而代之的&ldo;工具&rdo;未必就更理想，而国家民族却要付出血流成河的惨重代价。在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上，胡适是不相信有什么一蹴而就的方法的，他只相信&ldo;一点一滴的改良&rdo;，而不相信任何人能有一夜之间真正扭转乾坤的神力。所以对于以暴力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他倒是有着深深的怀疑：&ldo;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rdo;（11）。

既然以暴力的方式摧毁这件&ldo;工具&rdo;并不可取，那怎么办呢？胡适的回答是：一点一滴地改造它。胡适在强调暴力革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强调：&ldo;我们应该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时收起，只存一个&lso;得尺进尺，得寸进寸&rso;的希望，然后可以冷静地估量那现实的政治上的变迁。&rdo;（12）这也清楚地表明，胡适认为，唯一可行的，是以渐进的方式，一尺一寸地把&ldo;秘密结社&rdo;和江湖帮会式的国民党改造成现代民主政党，把中国改良成现代民主国家。这种观念，也就决定了胡适与国民党政权之间必然是那种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改造的前提是保存。如果这个&ldo;工具&rdo;从根本上被摧毁了，所谓&ldo;得尺进尺，得寸进寸&rdo;的&ldo;希望&rdo;也就无所附丽。所以，在国民党政权面临生死存亡时，胡适会从&ldo;道义&rdo;上支持它。改造还意味着要接近它、接触它、与它保持必要的&ldo;合作&rdo;，若是一味地疏离、回避、对抗，所谓&ldo;改造&rdo;也就无从谈起。当然，改造更意味着批判指责，意味着从正面提出要求，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一种经常性的对抗。&ldo;合作&rdo;是手段，&ldo;改造&rdo;是目的，而没有&ldo;对抗&rdo;也就无所谓&ldo;改造&rdo;。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到1962年胡适与世长辞，胡适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都可用&ldo;合作与对抗&rdo;来概括。

我们知道，鲁迅是怀着&ldo;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rdo;的心态与国民党&ldo;战斗&rdo;的，而胡适则是怀着&ldo;补偏救弊&rdo;的目的对国民党进行批判、指责的。在&ldo;人权运动&rdo;爆发后的1929年7月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ldo;我们的态度是&lso;修正&rso;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rdo;驱使鲁、胡二人批判国民党的不同心态，也决定着他们必然采取不同的批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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