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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全民选举苏联总统能有多么重要呢？如果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初支持直接选举苏联总统的主张，大多数苏共中央委员就会极为不满，因为当时国内的反共情绪由于经济问题的产生、&ldo;民族问题&rdo;的加剧以及东欧事件的示范效应（这一点不可小视）而越来越强烈，在过去一年里，由于刚刚获得的自由，苏联人民得以在自己的电视屏幕上看到共产党领导人如何在人民不满情绪的浪潮中被要求回答问题和被解除权力［20］，此外，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在当时是最可靠的），这一时期国内最受欢迎的两位政治活动家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还胜过叶利钦，当年5‐6月，戈尔巴乔夫声望开始下降，而叶利钦的声望则开始上升‐‐他们的地位逐渐发生变换［21］。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3月或4月的全联盟直接选举中获胜会让党内的保守派很不高兴，一旦得到全民选举委任，他就不会再像担任非直选总统那样总是受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压力的影响。如果在选举中获胜的是叶利钦（考虑到他的声望不断上升，他无疑会当选），这当然是对机关更大的打击。不管怎么说，当时戈尔巴乔夫如果要求党作出总统全民选举决定，就像他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提出竞争选举新的、真正的议会令全党吃惊的建议一样，他很可能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胡安&iddot;林茨和艾尔弗雷德&iddot;斯捷潘认为，把联盟（或者至少是它的大部分）作为新的、自愿的联邦保留下来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因为各个共和国的竞选在全联盟的选举之前就已结束［22］。总的说来，他们更看重于选举程序，不过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总统选举，而不适用于他们集中论证的议会选举，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1990年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林茨和斯捷潘所描写的那么明显的质的差别。此外，俄罗斯的第一次多党选举在1993年才进行，这次选举恐怕还不能被视为&ldo;奠基性选举&rdo;，因为在1989‐2004年这一时期内参加投票的选民数量一直非常少，很多俄罗斯公民回想起叶利钦在解散原议会时所采用的暴力仍感到很厌恶，1993年和1989年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尽管首次差额选举带有妥协的性质，但仍引发了高涨的热情（三分之一的议席留给了社会组织的代表）。如果苏联总统选举在1990年即各共和国总统选举前举行，这会是一个具有巨大政治意义的事件，将使获胜者以及革新后的联盟具有更大的合法性。

从保留由9个或更多共和国组成的联盟的角度来看，可以肯定地说，假如叶利钦获胜会具有特殊意义［23］。尽管许多研究者公正地指出，如果地方精英在革新后的、较为宽容的苏联范围内决定争取主权，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会有相当大的制度资源可以动员［24］，但叶利钦本人对苏联瓦解还是起了重要的、也许是关键的作用。在叶利钦关于俄罗斯脱离联盟而&ldo;独立&rdo;的声明中有某种令人费解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联盟就是&ldo;大俄罗斯&rdo;，而且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赞成保留苏联‐‐在它瓦解前后都是如此（只有1991年年底那段非常短的时间除外）［25］。所以，叶利钦关于俄罗斯法律高于联盟法律、俄罗斯必须追求&ldo;独立&rdo;［26］的声明未必符合俄罗斯的长远利益，当时他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急于要占据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位置，这一任务对他来说比保留大联盟更重要。显而易见，要是叶利钦在1990年当选苏联总统的话，他就无需一再坚持俄罗斯独立了，很可能正相反。

促使苏联迅速解体的是种种新的自由和政治多元化，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自由化和政治多元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戈尔巴乔夫，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为这一结局创造了前提条件，但他的行为造成国家解体的后果是他没有料到的，只有那些认为最好不改革苏联政治制度，让这种缺乏政治、精神和宗教自由的集权制度连同无效经济一同保留下来的人才会指责戈尔巴乔夫，说他使过去‐‐在稍稍流露一点分立主义情绪便会遭到严厉制裁条件下‐‐想都不能想的事情有了实现的可能；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要求独立的分离作用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叶利钦决定打俄罗斯牌来对抗联盟的做法，以及1991年8月叛乱行动，尽管这些叛乱者的本意希望阻止赋予各共和国广泛权力的联盟条约的签署，但由于考虑不周而使本想避免的结局提前出现了。

《奔向自由》第一部分结　　论（1）

结论

尽管差额选举所体现出的宽松气氛和相当程度的民主化客观上给联盟制造了诸多困难，但还没有排除从虚假的联邦向真正的（尽管有些不定型）、由大多数苏联加盟共和国在新的、自愿的联盟条约基础上组成联邦转变的可能性，尽管缩小的联盟也许得以保留，但苏联制度未必能经受得住改革的过程，改革使制度的矛盾、无效性和不公正性凸显出来，并很快使领导改革过程的人面临选择：要么恢复人们所熟悉的旧制度的准则，要么按照改革年代的制度多元化的逻辑行事。戈尔巴乔夫的作用在于，他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能够在苏联牢固存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向多元的政治制度和平转变的唯一途径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者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ldo;自上而下的革命&rdo;，然而因为改革变得越来越激进，在已经觉醒的社会上甚至可以公开讨论一切可以想到的方案，改革过程的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脱离上层领导者的控制。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所宣布的&ldo;以渐进方式实行革命性改变&rdo;这一原本不错的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此外，在对苏联指令式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时，不可能不发现改革这种体制存在种种局限，因此必须向按照其他原则运行的经济制度转变，当然，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必然会先使情况变得糟糕，然后才使情况好转，尽管如此，也必须实现这种转变。对指令式政治机体的改革比较平稳地转变为制度的转型，不过这要求戈尔巴乔夫有出色的政治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以便&ldo;安抚强硬路线的支持者&rdo;，从而避免重走老路，因为他的政敌要做到这一点极其简单‐‐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投票撤消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职务并用自己人取代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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