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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币既陷在解体的过程中，改革乃变为官民上下一致的呼声，甚至“改得好，当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让人民能够喘一口气来。”[7]改革早在酝酿，下决心见诸行动，却等到一九四八年的八月。七月下旬，蒋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京沪报纸盛传，币改如箭在弦。七月的最后一天，蒋突飞上海，在沪举行会议。八月十三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京前往牯岭，晤蒋会谈，于是订名为经济紧急处分方案的新政策，始拍板定案。八月十八日，蒋下山返京。说：“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特权。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过去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把这个割盲肠的重任交给经国，任上海经济督导员。蒋先生实在没有别的王牌可打，只有太子于满朝文武中，赤胆忠心。而经国自己也颇具自信，咸认“认真实行”，即能“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9]经国的信心，来自他的潜意识，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困难，不就被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消灭了吗？他很自负地说：“假使将这个政策看做是一种社会革命运动的话，同时又用革命的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这一政策，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10]然而，民间舆论，却向他大泼冷水。上海出版的《经济周报》，带着严重的失望，在社沦中写着：“不知是故意还是无知，政府的经济措施，却始终认为：无中可以生有，对人民始终没有放弃玩弄那一套无中生有的把戏。”[11]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断言：“这是临时的镇静剂，可以缓和经济的贫血症，却不会有长久的功效。”接着说：“中国的一般情势是绝望的，蒋和翁的申明，已不再隐匿其严重性。”[12]美国出版的《华盛顿邮报》更有直率的评论：“由于内战关系，军队的人数日增，任何方式的币制改革，在此时提出，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而且，除了内战以外，其它足以使这个改革能成功的条件，亦不具备。这些条件是：强有力的政府，有平衡的预算，健全的赋税制度，现在我们所能寄于希望的，莫过于此新出的金圆券，勉可通行一时。负责拟订这个改革方案的是发明四角号码的王云五财长。据王乐观估计，币改后，政府的总支出，约为三十六亿金圆券，税收在按战前标准调整以后，可得二十五亿，赤字仅及十亿。弥补的办法，可以靠出售国营事业（棉纺厂公债），美援物资，以及增加侨汇。”[13]经济学家，则大不以为然，“税率按战前标准调整后，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征得到手的（两个月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但支出却不能等待，假使在调整税收所需期间，物价继续增加，开支的数目也必与物价等比增加，一切岂不都成泡影？”[14]国营事业，经过官营的结果，早是烫手的蕃薯，民间收买的兴趣，微乎又微。而出卖公债的可能性更小，升斗小民，公教人员，有心无力，大商贾对飘摇毋定的局势，缺乏信心，有力无心。侨汇的增加，有其一定的幅度，无外力可使；而且，统计数字显示的结果，一丸四八年较一九四七年，更为减少。基于平衡的理想，政府希望今后在节流开源方面着手，具体的措施是增加出口，减少浪费，撙节外汇。这个说法，其实是信口开河。战争一天不停，战争的机器，就无法停止，这些燃料滋补从哪里来？当然，要靠外汇，而撙节又从何说起？王云五最大的如意算盘，希望美国拿出五亿美金作后援。王特别专程赴华府，但是杜鲁门政府给他吃了闭门羹。经国带着他“新赣南政冶”的资本，调来了“戡建大队”，向渔管处借调一部的旧干部，在上海中央银行内，设置办公室，就杀气腾腾地，打起老虎来了。照政府公布的物价管制办法，规定所有货品，必须停留在八月十九日的市价上，即官方称谓的“八一九防线”。管制的目的，打击投机市场，“革上海人的命”。在经国的统一指挥下，二十三、二十七两天，上海市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全部出动到全市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命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七十天的经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八一九”到十月二日，是第一阶段；十月三日抢购开始，到该月三十一日，行政院通过议案，放弃限价，是第二阶段。最不愿意和太子合作的，当然是上海的财阀和“教父”，要是他成功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其次是国民党内部的官僚集团。经国上任不到三个礼拜，派系斗争的裂痕，已由里层而表面。南京消息，宣铁吾将调衢州绥靖副主任，遗缺由经国继任，宣表示“今后经国兼任司令，经管工作当能愈和各方面配合，加强管制力量”就是一付酸溜溜的口气。跟着吴国桢市长，也跑到南京，向蒋递辞呈；社会局长吴开先，公开和太子冷战；上海的官僚势力，组成联合阵线，和蒋对抗；内争一升级，外侮自然会加剧。[15]第一个向经济紧急处的命令挑战的，是轰动一时的陶启明案。陶任职财政部秘书，利用职权，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结果案破服刑。这是对经国办事的决心，初次考验。杀鸡警猴，为中国自李斯以来，严刑峻法，借以慑服人心的原始法则。随后送命的有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尼、官员戚再玉（警备部第六稽查大队长，勒索罪被杀），因囤积而处死的有王春哲，入狱的包括巨商大户共达六十四名。这在上海那个“有条有理—有金条有道理”的世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经国要建立法律权威，要铲除恶势力，的确很给望治心切的上海人民，不同凡响的观感。外国记者把他形容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人称为“雍正皇帝”。有些手段，连经国自己都认为“多少是不近人情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家鞋帽公司，因标价超过了“八一九”，被罚一千元，老板托人说项，蒋的答复：“好好！看你的面子，加罚两千元！”令出法随，铁面无私，固是好事，从纯法治的观点看，未免有些近乎即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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