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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1章（第1页）

是不是汉年同志在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时，只有团结而没有斗争呢?不，不是的。对于极少数敌视共产党、敌视人民政府的人物，对于那些投机倒把，抗拒加工定货，甚至把假药卖给人民志愿军后勤机关的坏蛋，汉年同志是坚决斗争以至绳之以法（如对王康年的处决）的。总而言之，汉年同志在上海，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的。

五

汉年同志被打成&ldo;内奸&rdo;，是1955年的事。在事前，我是一点也没有觉察的。那年4月下旬我参加了访苏友好代表团到苏联访问，5月中旬我们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到北京。当火车进站的时候，突然听到广播说潘汉年是&ldo;内奸&rdo;。当时，我真不相信我的听觉!难道这是真的吗?难道这位为党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数十年的老党员，竟然是一个&ldo;内奸&rdo;吗?象这样一个了解地下组织情况的&ldo;内奸&rdo;，为什么不在那时（特别是1946年的上海和1947至1949年的香港期间）把地下组织和党的同志，出卖给敌人呢?这个疙瘩，多少年来，我是没法解开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所谓&ldo;潘汉年案件&rdo;，做了认真的复审，否定了原来认定潘汉年同志是&ldo;内奸&rdo;的结论。党中央正式发出了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汉年同志，27年来，泼在你身上的血污，党中央已经为你洗涤干净了。你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的业绩，终于为党和人民所肯定了。历史是不会忘记你的。安息吧!汉年同志!

1982年12月31日在北京南沙沟宿舍

96许涤新与潘汉年的交往

方卓芬

涤新和潘汉年相识是在1938年的武汉。以后在重庆、上海、香港，都有接触。1949年，中央要在香港的潘汉年、夏衍、涤新一起到北京，商量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从此，他们相处的日子就更多了。

涤新对潘汉年十分敬仰。1982年，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之时，他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写下了《战士&ldo;覆盆&rdo;二十七载‐‐一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以饱蘸感情之笔，写下了他们交往的全过程。涤新生前，曾多次向我称颂潘汉年的才能、品德，讲他看问题看得很远，革命经验丰富。1950年4月，中财委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讨论解决当时的市场困难问题。当时涤新是上海市工商局长。潘汉年认为单单工商局长出席还不够，建议工商界代表也参加。后来中央同意了这一意见，上海由副市长盛丕华参加。这个会既解决了工商界困难，又扩大了工商界统一战线。涤新生前几次回忆往事时，十分称道潘汉年这一建议所起的作用。

还有一件事，也是涤新多次对我讲的。那是1954年3月，中央决定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先对私营企业进行调查摸底，组织调查小组到工商业集中的上海进行调查。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统战部、重工业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交通部、商业部等抽调200名干部参加。涤新和沙千里分别担任正、副组长。当时涤新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中财委成立第六办公室时，他任主任。调查组到上海调查了四五个月。回到北京后，潘汉年曾给涤新打过长途电话，说：&ldo;我有个意见，是不是留几家大厂，不要全部吃掉。无论从加工订货也好，对国际影响也好，留少数几家很必要。&rdo;涤新当时很为难地回答道：&ldo;这是中央已经决定了的。&rdo;潘汉年说：&ldo;那你向中央反映反映。&rdo;回想起来，潘汉年的意见很有道理。此后在总结企业合营的经验时，都感到我们搞企业合营走得太快了。潘汉年看问题很有远见。涤新对潘汉年当时的提醒和建议，一直念念不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讨论改革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形式时，涤新还讲到潘汉年的见解很有道理。

潘汉年关心朋友，关心同志。他对涤新的关心，我有切身体会。只举1952年涤新煤气中毒这件事。那是1952年的元旦，涤新因几天来十分疲劳，午饭后准备洗个澡。天气冷，他用木炭在浴室里生了个小炉子。谁知煤气中毒，昏倒在浴室地上。当时，杨叔铭来找涤新谈工作。我们在客厅等了一个多小时，不见他出来，敲门没回声。我们急了。连忙设法把门撬开，并立即联系送华东医院。潘汉年知道后，十分焦急，急忙赶到我们住的宿舍来探望，问长问短，直到他知道涤新到医院后已经清醒过来，才放心地回去。

涤新对潘汉年有深厚的感情。1988年2月8日，涤新因肺癌离开了人间。2月9日，我的次子和女婿去北京医院收拾他的用品，从床头柜中捡出他写过的几页纸，字迹歪歪斜斜，有一页写着：《忆汉年》。我们辨认了好久才看清楚。他写道：&ldo;长期与魔鬼打交道，履如夷，志益坚，贡献可以比金石，谁料含冤27年。1988年2月在北京医院。&rdo;这是涤新怀念潘汉年的心声。涤新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还在追思长期受冤屈的潘汉年，对潘汉年的功绩、贡献，表达了他无比崇敬的心情。

（马福龙、沈忆琴、李小苏整理）

97潘汉年和董慧

赵先

初识潘汉年，是在抗战爆发前夕，当时他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在冯雪峰陪同下，他和刘晓来到我的家里。他当时30多岁，已是久经战斗、革命经验丰富的人了。他那时从延安回来还不久，风尘仆仆，紫红色的脸，不象人们常说的&ldo;白面书生&rdo;的文化人，鼻梁上有几点浅浅的天花痕迹，中等身材，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装。潘、冯、刘和我爱人王尧山四人在我家相聚，主要是为商量工作的交接问题，哪些人和事由办事处管，哪些应划交上海地下党管，还有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同志，哪些可留在上海，哪些应介绍去延安或大后方等等。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健谈而活泼的人，没有一般老资格党员的那种严谨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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