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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矛盾的根源（第1页）

让庞煌用另一个时空的常识性眼光去看朱元璋对老百姓们日常生活的细节性干涉，不可能得出什么正面的结论。很显然，若严格执行朱元璋的“知丁法”，只可能得到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的社会，而且这个社会还极其缺乏活力，因为百姓们都被牢牢地捆绑在了各自的职业当中。

儒家政治理念的一贯原则，就是以损害社会活力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安定—对于治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来说，这几乎是唯一的办法。

朱元璋必然不会忘记，游手好闲的流民们是如何摧枯拉朽般推翻庞大无匹的蒙元王朝的。他更不会忘记，元末的那些流民，有很大一部分正是这些不在四业之内的“逸夫”、“游食者”。《大诰续编》里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嘉兴府的“逸民”徐戬等七人伪造印匣，裹在包袱里。瞅准朝廷的粮船即将起锚，就背着这个假印匣沿河而行，装成催粮的官吏，一路督责运粮船只。行至江苏县杨子桥，几个人在路边的民舍前停下来，架设起笔墨纸砚，开始点视盘诘各路粮船，故意刁难找茬，索取钱钞。可惜不幸被抓了起来。

朱元璋最后感慨道：“如今民间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是。如果不实行‘知丁法’，游民遍地，良民何处容身？朕又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所以‘知丁法’这个事情，良民们一定要协助我完成，如此天下即日升平！”

“发动群众反贪”与让群众互相监视的“知丁法”。看似两条完全对立的政策，其本质却是一样的。前者依赖群众。目的是清除官僚—胥吏集团内的污吏；后者让群众互相监视，目的则在于清除群众当中的游民。在朱元璋看来。胥吏蛀坏了官僚集团，而游民则破坏着底层社会的和谐。

朱元璋曾如此描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帝国：“我极力想恢复古圣王的制度，使民复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鼓腹而歌曰：无官通之忧，无盗厄之苦，是以作息自然，朕尝慕此。”而这些污吏和游民。正是阻碍这一理想国实现的大障碍。而且是二位一体的。

在《大诰续编》里，他不止一次严格申明，不许各地衙门招收市井之人充当吏卒，原因是这些市井百姓没有田产，不知道耕作的艰辛。其中的良善之辈还能开个铺面，做点正经生意。更多的是些游手好闲之徒，心思险恶，多怀奸诈，整日里忙着勾结官府。克剥百姓。朱元璋说，这些人毒如蝮蛇，“设若官府差为吏卒，其害民之心那有厌足！”《大诰》颁布之后。各衙门胆敢再用市井之人做胥吏，治以死罪！所以说，在朱元璋看来。让百姓们捉拿污吏和让百姓们捉拿游民，是同一件事情。

不过事情似乎并没有朝着朱元璋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惩治游民的效果似乎不佳。

洪武十九年。以一个叫罗辅的人为首的福建沙田县十三个不愿务农的百姓，想合作干点营生。于是聚在一起商量说：“如今朝廷的法律好生厉害，我等不务农恐怕会获罪，不如大家一起切掉几根手指，如此变成残废，不务农也就没罪了。”大家齐声说好。结果被人告发到京城，朱元璋下令将这些“奸民”押回原籍枭首示众，将各家的成年男丁诛杀，妇女、小孩一律流放。末了，皇帝痛心疾首地说道：“你们不遵教化，自残父母赐给的身体，是不孝；诽谤朝廷法度严苛，是不忠。将你们这些不忠不孝之人诛杀，朕也实在是迫不得已！”

发动群众抓污吏，后来扩大化，变成了发动群众抓害民豪强。因为朱元璋后来发现，各衙门所用胥吏都是当地人，这些人在当地又多半都属于豪强阶层。

抓害民豪强倒是掀起了很大的**，不过却有点不尴不尬。在《大诰三编》里，朱元璋讲述了几个啼笑皆非的案例。

安吉县佃户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二的一亩二分地，连续两年没有交田租。潘俊二到金方家里去索讨，结果，金方“响应”朱元璋的号召，把潘俊二当作祸害百姓的豪强绑了起来，还勒索他黄牛一头、肥猪一口。在逼着潘俊二写完已经收取田租、不曾被勒索等三张文书之后，金方大摇大摆将其绑到了京城。

金方的例子不是个案。乌程县百姓余仁三，是本县富户游茂玉家的佃户。水灾期间，游茂玉同情余仁三生活困顿，借给他许多米粮。事后，余仁三非但不想着还粮，反而勾结刁民一百余人，跑到游茂玉家里打、砸、抢。在搜出所有的借米凭据之后，余仁三等人将游茂玉当作“害民豪强”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京城。

但金方和余仁三的运气不太好，他们的伎俩被朱元璋识破了，最后落了个枭首示众、全家流放的下场。

为了防止胥吏和官员祸害百姓，朱元璋还规定胥吏们不许下乡。遇到有什么公务要差遣百姓，只允许拿差牌到百姓家里去传唤；如果传唤了三次，百姓还不来，才准许派皂隶去捉拿。若胥吏们为了敲诈百姓，故意下乡扰民，当地百姓也可以将他们抓起来绑送京城！

然而，这一政策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余永延们的故事让朱元璋头疼不已。他说：“顽民余永延等人故意抗拒，不服从差牌召唤，当地三次发牌不到的人家，居然多达二百五十一户，类似的事情，户部和刑部已经向我反映过许多次了。还有那个刁民刘以能，不但三次发牌不到，居然还鼓动群众，将送差牌下乡的公务员绑起来，当作‘害民豪强’押解到京城。”

朱元璋陷入了困惑之中。他信任群众，发动他们去抓污吏和游民，结果他们自己反倒去敲诈邻居、胥吏。成了刁民。

也许沈显二的案例能够解释朱元璋的困惑。

嘉定县百姓沈显二和邻居周官二一起，把祸害本地百姓的里长顾匡捆绑起来。准备送往京城。走到苏州阊门时，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贵五出来给他们讲和。沈显二收下十五贯银钞，一匹绸缎和一些银钗、银镯后，当场把顾匡给放了。

顾匡回家之后，思前想后，胆战心惊，觉得在一个彼此监视、满地密探的社会，事情终究还是会败露。最后，他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去京城自首。觉得这样也许可以逃过一死。曹贵五得到这个消息，心中思量：“我是劝和人，必然也会有连累。”于是决定与顾匡一同去自首。周官二随后得到消息，也表示愿意同行。

四人当中，沈显二最后得知消息。听说三人已经出发，沈显二星夜追赶，终于在淳化镇赶上。沈显二提出也一同去自首，顾、周、曹三人却设计将他绑了起来。原来这三人凑在一起，决定把沈显二当作“害民豪强”押往京城。

四个人进了京城。在押解“害民豪强”的报告刚刚递送上去的节骨眼儿上，沈显二却跑掉了。主管上访事务的通政司让他们把“害民豪强”押到衙门里去受审，周、曹二人私下计议，无奈之余。只得又将真正的“害民豪强”，即里长顾匡绑了起来。通政司接到的上访报告里，顾匡是良民。现在却跪在堂下，成了“害民豪强”。所以官员们审问周、曹二人：“顾匡是和你们一起抓沈显二的人，你们怎么又把他抓起来了？”周官二只好如实将事情的原委说出。

最后。盛怒的朱元璋说：“这几个人说话，一会儿一套，实在是太奸诈了，谁也捉摸不透他们心里的诡计，全部枭首示众！”人是杀了，可问题并没有解决。沈显二们集体落到这个下场，像一场荒诞剧。

一个正常的社会，自然应该是一个彼此制约的社会—百姓可以制约官员，官员们之间也互相制约，士、农、工、商各阶层也彼此制约……绝对的权力背后理所当然是绝对的**，任何廉洁的社会，都是权力充分制约的社会。

朱元璋赋予百姓们莫大的权力去惩治污吏和游民，貌似是给予了百姓们制约的权力。其实却不然。他给予百姓们的，并不是平和的制约权，而是一种暴戾的合法伤害权。以前的官吏们肆无忌惮地搜刮百姓，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仲裁者皇帝坐在深宫之中，不可能把他的触角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他的权力具有“合法伤害”的性质；如今，胥吏们被朱元璋彻底打倒在地，百姓们拥有了捉拿他们治罪的权力，最终的仲裁者皇帝，仍然坐在深宫之中，无法把他的触角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同样的，百姓们手中的权力也具有了“合法伤害”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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