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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1页）

回过头来看，当初袁世凯选择从军，而不是投奔李鸿章幕府的决定无疑是明智的抉择，表明他有自知之明和工于计算的头脑。其一，两次乡试落榜后他已非常明白自己不是科举的材料，出路惟有事功之一途，故于从军后即不再动摇，主动放弃了壬午年的大考机会，随军东渡朝鲜。其二，自己无科举功名，在李鸿章幕府中自然不被重视，而且书牍文案非其所长，于此出头几乎没有可能。故虽有荐书，亦予以放弃。此为自知之明。李鸿章位望虽高，但与袁素不相识;吴长庆局面虽小，但更重故人情谊，而且吴幕人才相对少，更易崭露头角。如投奔李鸿章，必依附已在李鸿章幕府的堂叔袁保龄，为避嫌疑，乃叔必会时时管束，事事小心，难得有放手表现的机会，并且循劳绩和年资升迁，远不如军功快速。北洋衙门大，虽可慰虚荣而无裨益于实际;吴处机会多，自然投吴。正所谓&ldo;宁为鸡首，不为牛后&rdo;，由此可见袁头脑实际，工于算计的一面。以袁之办事处世的能力而言，他无疑具有领袖人物的潜质，所缺乏的只是表现施展的机会而已。无论局面大小，只要给以机会，他都能做得很好。朝鲜的变乱所带来的机会，若无吴长庆的器重使其得以施展，袁世凯是不可能以才干见知于李鸿章，终得大用的。古人云，良臣择主而事，良鸟择木而栖。所以，投靠什么人，走哪条路，在人生事业的抉择上是至关重要的。古人又云，人生贵早立志。早立志，早成功。袁世凯立志走事功之路，又择人得当，其成功实在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就发端于此次抉择。

1885年11月13日（旧历十月七日），袁世凯以&ldo;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大臣&rdo;的名义再赴汉城，比起陈树棠，虽然只多了&ldo;交涉二字&rdo;，但事权比陈大得多。举凡朝鲜外交内政诸多事务，袁均有权过问，实际上等于北洋衙门的常驻代表。此后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诚如蒋廷黻先生所言，清廷对朝鲜的政策完全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政策20。为什么这样说呢?由于李鸿章倡导洋务，是高层中仅有的具有外交经验的人，清廷倚畀之重，对李几乎可说是言听计从。清人刘体仁在其笔记《异辞录》中对此有如下记载：

文忠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谘而后行，北洋章奏所请无不予也，淮军将校果有能者无不用也，臣下弹章……，皆立予谴责，不能动也。21

李鸿章如此，袁世凯不过是一驻外使节，又何能左右清廷对朝鲜的政策呢?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实际上负有全面的责任，行政、外交、军事，样样要管，公务极为繁忙。对于朝鲜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全要依赖作为其耳目臂指的袁世凯提供信息，分析情势，执行决策。而袁世凯有一大特点，即对人对事均有自己的主见，且好建言。袁在外交一线，消息灵通，足智多谋，所提建议多出于实际，这正是李鸿章所需要的。从现存文献来看，袁、李电函往来之频繁，远过于其他驻外使节，而袁之建议也多为李氏所采纳。不同之处在于，李更老成持重，更注重全局;袁年轻气盛，更倾向于对朝鲜采取高压政策。二者在对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颇有文武张驰、默契无间的特点。

当然，清廷对朝的所谓外交政策，以20世纪的眼光来看，也是一种根本无视朝鲜之主权，粗暴干涉其内政外交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但在19世纪，清廷仍固守&ldo;天朝‐‐四夷&rdo;的传统观念，根本不知民族国家为何物。在清廷看来，加强对朝鲜的控制，维持传统的宗藩体制以抵御列强对满洲的觊觎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彼一一是非，此一一是非，外交政策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所谓是非亦由出发点之不同而不同，由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于今仍不免如此。故笔者对李、袁之朝鲜政策，只能肯定其为传统的帝国主义政策，宜其受到朝鲜的抵制和反抗。对李、袁之作为本身之是非对错，则置于具体历史环境之中加以判断评论。否则二十五史中众多历史人物与事件，除贴标签一法而外，实在难以置评了。

袁世凯自投笔焚诗，立志从戎起，其所作所为颇类似于汉代的班超。班超投笔从戎，以三十六骑进军西域，纵横捭阖三十年，使大汉声威普被西极，拜将封侯，荣归故里，是古今传诵的英雄。袁之选择从军，未始不受此激励，而他若生于国家强盛之时，也未始不能成为立功异域的英雄。但他所处之时代，是老大帝国风雨飘摇的暮年;他所面对的敌手，也不再是匈奴、突厥一类的落后民族，而是制度先进、国力强盛且武器精良的诸多列强。班超之成功，一在于其后有一强大帝国作为后盾，二在于他可跟据实际需要合纵连横，交替使用招抚与诛杀的手段达到目的。而袁世凯则上述两条都不具备，他所掌握的资源仅只是大清帝国在朝鲜的余威和自己由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树立起来的威望而已。由于瘸着军事这一条腿，仅靠外交手段实现控制属国的使命，较之班超当年无疑要困难得多。然而当时的世凯踌躇满志，抱负不凡，并不觉得有多大难处。

如前所述，日本在甲申之后，通过《中日天津条约》获得了中日共管朝鲜事务的权利，成为日后干涉朝鲜事务的张本。而伊藤老谋深算，又提出了暂不与中国争夺朝鲜，反之鼓励中国全面介入朝鲜，日本既可以此抵制俄国势力进入朝鲜，又可埋头发展充实国力，以待将来与清廷决战的方针。日本外相井上馨据此制定了《朝鲜外务办法》，建议清廷与日本协商共管朝鲜，但除撤换陈树棠、释还大院君，启用亲华大臣等有利于清廷的条款被采用外，协商、共管等要求均不被接受。当时清廷的对朝政策有三种选择：

一、&ldo;监国论&rdo;，以清流派为主，如张謇、张佩纶、邓承修、袁世凯等，主张或收朝鲜为郡县，或派大员代行国政。由于朝鲜开放后，列强多已与朝建交，此举必将引发列强的干预，故为清廷和李鸿章所拒绝。

二、&ldo;中立论&rdo;，由德国驻朝鲜领事提出。主张由中、俄、日三国联合保证朝鲜中立。李鸿章原来颇有意于此，但中立意味着不再从属于中国，故被清廷以&ldo;不合体制&rdo;而拒绝。

三、可称之为&ldo;控制论&rdo;，是上述两种方案的折中，具体表现为：政治干预，外交监控，财政扼制。此方案亦为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主持，袁世凯在朝鲜积极推行的政策。

袁再返汉城（1885年11月15日），发现朝鲜政局已发生了变化。此时日本在朝鲜采取低姿态，不再是主要矛盾，而且鼓励清廷出头抵制俄国对朝鲜的渗透。而由于送回大院君，主政的后党集团离心倾向日趋严重，亲华的大臣或被排挤，或无实权，从国王、闵妃到政府内的多数大臣均倾向于联俄拒清，&ldo;孤行己意，毫无忌惮，天朝的话不尊从，上宪（指李鸿章）的教诲不畏惧。（世）凯反复劝导，还是表面听从内心违背，极不愿意中国干涉其事22。&rdo;袁所要作的，就是遏止朝鲜的联俄趋向。本来，积极鼓吹联俄并为朝、俄牵线搭桥的德人穆麟德11月底已被迫离开朝鲜，袁把精力放到了防备金玉均等开化派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上面，却忽于7月25日（旧历六月二十四日）得到后党亲华成员闵泳翊的密报，说政府已屡屡派人赴俄公使韦贝处要求保护，并可能有文字密约。袁即电告北洋，同时嘱闵进一步查明实情并将密约文本搞到手。8月5日（旧历七月六日）闵再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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