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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1页）

这次谈话实际表明了毛泽东对1962年以来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不满，特别是对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不满。紧接着，他就在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表示：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防修反修问题；[34]

并在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到要加强抵抗苏联入侵的准备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防修反修；在6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提出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35]

6月14日，他又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人员时强调提出：&ldo;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rdo;；要求&ldo;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rdo;[36]

是年末，毛泽东在对当时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评判上与刘少奇产生严重分歧，他在12月15-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刘，并指责说北京有两个&ldo;独立王国&rdo;。[37]

其间，陈伯达找王力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ldo;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rdo;。[38]

此后不久，毛泽东在1965年1月接见斯诺时即谈道：中央将来怎么办？有可能出修正主义。[39]

而由他主持制定、中共中央1月14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则明确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0]

这实际上已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指向了刘少奇。

至此，毛泽东基于对上述外患内忧问题的认识，开始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解决中国国内的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需要消除外患，保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对毛泽东而言，就是要解决苏联对中国的威胁问题。于是，他将目光投向军事防御战略，并进而开始考虑调整对外战略。

三、毛泽东对中国战略防御问题的思考[41]

中国自50年代以来，采取的一直是针对美国的战略防御方针，其重点防御方向一直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1962年，林彪又提出了&ldo;北顶南放&rdo;的军事防御设想，即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尚且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在此指导思想下，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的主要工业企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华南只有一处，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

但是到1964年中，毛泽东的对外战略防御设想开始发生变化。是年6月，他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否定了林彪的战略防御方针。[42]

毛泽东此时认为苏联已经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他提出：如果南边放，他不进来，而北面又顶不住，怎么办？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破，认为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43]

而林彪尚未摸清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思考问题。因此，当他听了杨成武汇报的毛泽东关于战略防御设想等问题的讲话后，联系到毛关于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44]

这种分歧表明，毛泽东此时已从战略防御问题上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与此同时，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45]

并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ldo;计划&rdo;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46]

当时&ldo;&rdo;计划中最主要的新建项目钢铁厂的厂址选在甘肃省的酒泉，毛泽东就认为该地距苏联太近，是一条通道，苏军直接就开进来了。[47]

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48]

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周恩来在解释&ldo;三线&rdo;地区的划分时指出：&ldo;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rdo;。&ldo;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rdo;。[49]

此外，60年代中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根据毛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23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参加军委工作的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分别就国防工业、战略问题、东北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的指导原则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重要意见。[50]

总之到1964年，毛泽东因开始警惕苏联对中国的外部威胁，而更加忧虑于中国的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所篡夺；由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更要对外患做出防备，两者相辅相成。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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